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政作为“为民之政、民生之政、民主之政”,自古以来都被看作国家治理的重要事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五次全国民政会议召开前夕再次对民政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是重要的民生工作,具有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的职能作用,承担着“基本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社会服务”的重要使命。民之所盼即为政之所向,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大民政”服务体系,推动民政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的新时代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当前学界围绕民政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研究内容上,主要是以民政职能为界离的功能论、价值论、本质论、目的论进行阐释。有学者对民政兜底保障的内涵及其公共价值进行了理论阐发;有学者基于底线公平理论框架与民政改革创新实践,认为新时代民政工作形成了基本民生保障——生存性需求、基层社会治理——发展性需求、基本社会服务——普适性需求的底线公平的“民政实践框架”。还有学者在梳理总结习近平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基础上,对民政工作的价值旨归、基本定位、动力源泉、原则遵循等进行了归纳,认为民政工作的本质是以公共服务的形式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权益。二是从研究对象上,主要集中在民政治理领域中的扶贫和社会救助、养老、殡葬、社会治理等一场一域具体分析。上述研究均揭示了民政工作是社会建设的兜底性、基础性工作,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纽带。但已有研究对民政治理体系尚缺乏系统研究与整体认识。本文基于治理理论,从整体性视角出发,对民政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进行界定,剖析现阶段民政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的制约因素,并从新时代社会转型、民政服务发展取向和共同富裕视角审视,探讨新时代民政治理现代化的完善路径,为我国实现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一、民政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定义与特征
现代英文中的“治理”(governance)一词滥觞于古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即操舵(steer),引申为控制(control)、引导(direct)。目前学界对治理的界说,通常援引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概念,即治理是“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彼此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治理与管理仅一字之变,语义却大不相同。多元主义和合作主义认为治理的主体不局限于政治领域的国家和政府,其主体是多元的,包括行政、市场与社会等多方力量,主张政府放权,向社会授权,注重多元性、平等性、协同性和灵活性,实现“去中心化”的多元共治的实质性民主;公共价值治理理论认为,治理既强调工具理性,也强调价值理性,更注重服务导向。
体系作为系统论的概念,是指若干事物互相关联而构成的有机整体。在治理的体系结构层面,俞可平认为现代化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协调、整体的制度运行系统,由治理主体、治理机制与治理效果等要素构成。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本文将现代民政治理体系界定为:民政系统及外部利益相关多元主体以制度为基础,通过运用一定的治理理念和技术,共同持续作用于以民生保障为核心的社会公共事务的一个完整运行系统,是一个有制度、有执行、有效果的伞状式复合结构。
因此,民政治理体系现代化应有其鲜明的特征。一是治理主体多元化。政府尤其是民政部门是主导性力量,但非唯一,强调公、私、志愿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由“共治”达到“善治”。二是治理基础制度化、法治化、规则化与规范化。有一系列完备的法制规章、制度及机制作为基础提供保障与支持,保证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夯实科学管理、高效治理效果。三是治理效果成效化。治理意味着管理方式由单一、平面化的向复合、多样化、现代化的方式转变,由此促成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治理效能的提升。
明确了民政治理体系的概念及其特征,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其能力的现代化。治理能力是指治理主体通过行使权力使用资源把治理体系的体制机制转化为具体执行力,进而提升其治理效能的一种综合能力。依照国家治理过程诸功能的要求来看,政府治理能力包括价值塑造能力、资源整合能力、网络构建能力、工具使用能力、流程创新能力和问题回应能力。民政作为政府职能部门,从广义上来看,民政治理能力理应包括上述政府治理能力,同时,从民政职能的狭义范围来看,民政治理能力还包含兜底性的民生保障能力、安置帮教能力、动员吸纳能力、纠纷调解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等。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治理能力超越传统与现状并不断发展的进步过程,其实现离不开治理手段与治理技术的现代化。
综上所述,民政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多系统、多维度和多层次的概念。从完整的结构上来讲,民政治理体系与民政治理能力之间是结构与功能、硬件与软件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构成了价值与行动的统一、过程与效果的统一。从表现形式上看,民政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以体现为民政的制度机制、管理模式、价值理念、治理技术、公共服务能力、民政职能转型、市场化与社会化、内部环节配套等要素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成熟的过程。
二、推进新时代民政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立足新起点新篇章,推进民政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是主动契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然之举,也是积极顺应新时代发展趋势,回应民政职能调整、实现民政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践行“人民至上”理念,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实现共同富裕奋斗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回应民政职能调整,实现民政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民政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一套社会治理机制,是基于“安民立政”的理念调适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政治方略,并且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趋势和风险防范的需求增进而不断进行职能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政职能一直处于动态调整之中,据不完全统计,共发生过33次职能调整,经历了21次转出,12次转入。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的民政职能大幅缩围,更聚焦于基本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和基本社会服务的“三基”职责。2023年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将组织拟定并协调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措施等职责划入民政部,并要求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适应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加强老龄工作等重点领域的机构职责优化和调整。在此背景下,民政服务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的迫切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是建立在新发展理念引领、技术变革、资源有效配置、多元治理主体发挥好各自作用基础上的高品质发展。由此,民政服务高质量发展不单指民政服务供给总量的增加,同时也包括民政服务供给方式、动力、效果的全面提升,具体表现为效率与质量的双重改善。尤其是在数字政府时代,更强调通过数字化改革推动“智慧民政”建设,提升精准化服务水平。从形成机理中解析,民政服务高质量发展有赖于民政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而,推进新时代民政治理现代化是回应民政职能调整,实现民政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践行“人民至上”理念,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关系角度解读“需要”,认为“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伴随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人们的生活需要和需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生存型需求、温饱型需求转向发展型需求和享受型需求,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人们不仅关注公共服务的标准化、普惠化和质量改善提升,同时也对公共服务提出便捷化、个性化的更高要求。而且“人民美好生活”本身也包含着“人民性、普惠性、共享性、公平性、全景性”等多重价值意蕴,是一种链条式的成长性需求,唯有通过民政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才能为这些需求的满足提供制度支撑与实践路径。清华简中有云:“民心为本,厥作惟叶”,马克思指出“民主”是“人民当权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站”。无论是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抑或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民生观,都表明了民心所向、民之所需的“人民至上”是政治的根本遵循。民政滥觞于古代民本思想,民政工作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价值导向,“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百姓解愁”,关系民生,连着民心,具有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增民生之福的显著作用。民政工作本质上是一种“人政”,将人的生存和发展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以制度建设的方式把国家发展的成就切实转化为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让全体人民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由此,推进民政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践行“人民至上”理念,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和期盼的必然选择。
(三)实现共同富裕奋斗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马克思主义认为,理想社会的“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奋斗目标。共同富裕作为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其本质就是要在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分地域、不分族群、不分城乡,不使一个人掉队。共同富裕是最大的民生。共同富裕包含两个关键词:“共同”和“富裕”。“共同”是指涵盖所有地区、所有人群;“富裕”不仅指物质生活的富裕,还包括政治权益的保障、精神文化的富足、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生态环境的优美等多重面向。因此,共同富裕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统摄性,是以人民为中心、消除绝对贫困和解决相对贫困基础上的全体人民的普遍富裕,是以经济为基础,包括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文明在内的人人全面发展的多维富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将“均衡性”与“可及性”作为衡量推动共同富裕的标准,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广覆盖、保基本、重参与的民生保障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也由此可见,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与民政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价值取向相契合。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完善基本民生保障、兜住基本民生底线,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提升基本社会服务,推进民政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四)增强国家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使命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政治社会学认为,当国家承担起公民权利的保护责任,国家的权力、职能与国民需求相关联并以满足公民利益诉求为基点的时候,个体的“民”才会真切感知到国家的“在场”以及它对于个体的关心关怀,国家也才会受到广泛地支持与拥护。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才不是一个遥远的、冰冷的暴力机器,才真正算得上是“共同体”。共同体“就像是一个家(roof)”,在这样的共有家园里,国民才会有安全感、归属感和幸福感,也才会形成个体对国家的认同感、向心力和凝聚力。民政作为一项以“安民立政”为根本导向的国家治理实践,以人的需求为出发点,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共享发展机遇、增进人民福祉为价值目标,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权益密切相关,存在于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贯穿人的生命不同阶段,涵盖人的生活方方面面,是民众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的服务。民政服务情系千家冷暖,事关万家灯火,从这个意义上说,成为民众直接感知国家的政治纽带。民生连着民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由此,推进新时代民政治理现代化是满足各族群众利益,增强各族群众“四个与共”意识、“五个认同”,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旨归。
三、新时代民政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两大奇迹”,一方面,我国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制度建设的方式把国家发展成就切实转化为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另一方面,社会长期稳定离不开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由此说明,“两大奇迹”的创造离不开民政服务的保障与支撑。民政服务成效事关民心向背,事关发展稳定大局。构建新时代民政治理现代化体系是一项系统化工程,应将其视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从治理观念、治理手段、治理力量和治理机制层面统筹推进(见图1)。

图1 新时代民政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框架
(一)构建“现代大民政”的理念革新机制
“现代大民政”服务理念是相对于“传统小民政”理念而言的。随着体制、观念、经济发展水平等原因,服务功能有限的“小民政”已越来越不适应时代发展和民众的社会需求。因此,各级民政部门需要树立“大民政”思维理念,将民政工作模式由“小民政”转向“大民政”。“大民政”的思维理念主张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强调以公众需求为核心,追求公共利益的实现,是民政事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大民政”应当包含三个维度。一是于服务对象而言,要从注重特殊群体利益走向注重整体公共利益。不仅注重底线公平,保障特殊群体、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也要实现由保底型保障向发展型保障转变;不仅关注和服务“三群”人员,也要拓展服务人群,实现由补缺型福利向普惠型福利转变,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民。二是于治理权力而言,要破解直管直办、大包大揽的“保姆式”思维,不断推进“放管服”改革,简政放权。三是于社会整体性而言,民政部门需要突出服务大局,加大全局统筹,推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的整体协调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大民政”虽然突出强调民政的职能和作用,但不是提倡度量上的规模扩大。从本质上讲,“现代大民政”的核心思想是构建开放型、普惠型、服务型的民主执政、民生之政、为民之政。
(二)建立多边供需匹配机制
建立供需匹配机制是当前民政服务投入不足、供需结构失衡的情况下,完善民政公共服务体系的一条必由之路。首先,要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支持机制。财政应当进一步彰显公共属性,支出进一步向民政服务的基本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社会服务等方面倾斜,不断扩大支出规模、提高比重,做到与经济增长相协调。其次,加快民政服务各领域的供给改革步伐。一是着眼兜底性民生需求,推进社会救助体系改革。进入“后扶贫时代”,面对反贫困目标与重心的转移,新时代的社会救助体系也需要与之相伴生。要以救助对象的精准化需求为主轴,通过扩大救助范围,调适补贴标准,对特殊贫困、相对贫困、支出型贫困、救急难等不同情形的不同困难群体,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梯度救助体系,扶助工作重点要从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过渡到兜底性保障与提供社会支持、提升就业机会和能力的积极发展性服务并重,避免“奥肯漏洞”损失。二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要深化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使其更具规范化和常规化,进而推动社区服务社会化、社区参与大众化。三是提高基本社会服务供给总量和供需匹配度。随着社会矛盾转变,民政部门需要围绕民众多样化、精细化的需求,加快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在养老,婚姻、殡葬等方面为群众提供更好更优质的服务。最后,调动社会力量,扩大有效供给。推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不断引导社会资金和金融资本投入民政服务中,并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对居民的需求进行准确和及时把握,从而扩大民政服务的供给面,提高民政服务的精准度。
(三)优化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马克思的“空间正义”是对空间失衡、空间排异、空间断裂等非正义现象的矫正,致力于让正义渗透到社会空间的每个角落,让每个居民拥有分配公平的空间资源,进而形成自由、平等、发展的空间样态。民政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议题也即资源配置的公平正义。由此,针对当前民政服务存在的不充分、不均衡突出问题,要优化区域协调发展机制,重塑多维空间正义,消除区域空间“中心—边缘”“核心—外围”的张力。一方面,加大对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民政资源扶持力度,缩短东中西部区域差距。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优化民政资源的区域布局,重点向西部地区实施政策倾斜,坚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三个意义”,将发展经济与保障民生结合起来,切实保障和改善边疆地区民生。针对边疆民族地区,也要创新民政服务方式,基于地域特殊性,扩大流动公共服务、一站式公共服务的服务领域与辐射范围,提高公共服务可及性、便捷性和均等化水平。另一方面,推进民政服务在城乡之间的均衡。统筹城乡的民政服务资源配置,推进民政服务在城乡一体化的规划、建设和运作管理,加快补足乡村短板,全面实现城乡低保补助标准一体化、城乡养老保险一体化、城乡大病保险报销待遇一体化、城乡合作医疗一体化运作等同质服务,努力缩小民政服务在城乡之间的差距,让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四)完善多元协调共治机制
治理理论的核心思想便是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而且不同治理主体间应是合作、协商的伙伴关系,治理的过程也更关注各主体跨越行政边界和组织边界进行协同共治或整体性治理。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央也多次强调要全面形成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鉴于此,推进新时代民政治理现代化,要基于治理理论,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治理主体的协调共治机制。
一方面,要促进单部门管理机制向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转变。民政工作领域多元宽广,而且现阶段民政治理面临的很多问题都带有明显的跨界性特点,需要民政系统改变传统的基于“条块分割”的碎片化、孤岛式的发展形态,与其他政府部门之间建立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组织协调机制。民政部门要加强与公安、工商、财政、教育、人社、卫计等部门互联互动,打破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理顺部门协调配合中的非对称关系,构建高度信任、价值认同、资源整合、信息共享、分工明确、行动一致的协同治理系统。
另一方面,要促进垂直型管理结构向网络型治理结构转变。协同共治不是串联行动范畴,而是并联行动范畴,彰显的不是治理主体的逐个列队,而是多元主体方阵齐步,在同一目标价值的频道上实行同一施策频率。因此,在明确好各治理主体的相应权责划分后,要立足“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能社会”的要求,着力构建网络型治理结构的协同合作机制。首先,要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和拓展市场组织生存空间,将新生的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纳入制度框架,延伸民政臂膀。在严厉打击非法社会组织的同时,要拓宽直接登记注册社会组织的范围,大力发展在城乡社区开展公益慈善、健康养老、文体娱乐、邻里互助及农村生产技术服务等活动的社区社会组织。其次,加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民政服务的力度,推动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承接民政转移职能和购买竞标,建立“政府扶持、项目合作、市场运营、专业发展”的协同模式,促进民政治理社会化,缓解民政“小马拉大车”的困局。当然,在行政、市场与社会协同合作的过程中,政府还应完善相应的监督与评估机制,对民政服务供给质量与效果进行评价,并在服务购买过程中建立与社会组织、市场组织的信任机制,使合作关系更可靠。
(五)构建健全的民政法治保障
人类文明演进史表明,在人类创造的诸多组织与规则体系中,对于治理大社会而言,最有效的形式是在法律规范的引领下,以国家为主体实行法治。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曾说过,国家要长治久安,就必须建立一种优良政体,同时这一优良政体不应是人治政体,而应遵循一种权威性的理性规则治理社会,这个理性规则就是法。马克思也坚信“国家应该是政治理性和法的理性的实现”,因为法治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既具有规则、秩序、安全的“工具理性”,还有公正、民主、人权的“价值理性”。法治是民政治理体系的原则和保障,健全民政法律法规建设,是规范民政事业发展、增强民政服务成效、落实社会公平正义的必备之举。而真正法治状态的实现,包括两个层面,首先要有良好的法,其次这良好的法要获得全社会普遍的服从。因此,新时代推进民政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在宪法、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指导依据下,完善民政法治建设规划,修订或废止已有法律法规中不适合当前群众需求的内容,健全民政法律法规体系的整体配备。一是要持续聚焦特殊弱势群体,大力推进社会救助由政府文件、部门制度向国家法律层次的转化,在此基础上,对政府有关部门已就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受灾人员救助、临时救助等八项救助的法规或文件进行整合,以增强系统性和规范性。二是要加快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相关法律,回应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要加快完成养老机构管理办法、儿童福利管理条例、殡葬管理条例、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修订及相关政策制定工作,为民政社会服务工作扎实开展提供有效的法制供给。三是健全民政法治实施体系,依法治理规范民政服务工作全流程,强化法律法规在社会救助、基层治理、社会组织管理等民政重点领域的刚性约束。
(六)构建信息技术赋能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习近平总书记也高度重视用好信息化手段保障和改善民生,指出:“要运用大数据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人工智能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结合”“探索‘区块链+’在民生领域的运用,积极推动区块链技术在教育、就业、养老、精准脱贫、医疗健康、商品防伪、食品安全、公益、社会救助等领域的应用”。因此,提高民政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充分运用移动互联网、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智慧技术,为“互联网+民政服务”赋能,聚焦“高品质民生观”和“整体智治观”,构建高效便捷的民生事务办理体系,全面提升民政服务数字化、信息化水平。首先,要加强现代技术手段在社会救助、养老托育、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社会组织、社工志愿、慈善公益等方面的应用,推动更多民政服务事项实现全流程线上办理,为人民群众提供更有效率、更加便捷、更加优质的民生服务,让人民群众切实感知美好生活的速度与温度,从而使得民众获得感满意度更高。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下的“后扶贫时代”,尤其要利用好大数据建立低收入人口、相对贫困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库,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其次,要利用现代化技术打破信息孤岛的壁垒,建立民政系统内部与跨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实现各类信息在不同部门之间互联互通,从而推进各项民政业务系统无缝集成和融合互通,改变各部门、各业务、各窗口“各自为战”的局面。最后,要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推进政务公开、党务公开,实现服务的流程透明、过程透明和对象透明,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在人民群众中间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
四、结语
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至上”不仅是一种作为政治合法性来源的抽象理念,也不仅是写在法律上的一个条文或一种道义性的符号,实际上,它在社会政治生活实践中具有主体性地位。而聚焦“民生导向”的民政服务就是将“人民至上”理念转化为实践行动的桥梁,落实人民主体性地位的工具,具有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增民生之福的作用。民政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重要的民生社会事业,民政部门是民生社会建设的骨干力量,“民政”与“政治”“行政”一起构成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它在“人民至上”和“中国之治”中的独特地位,推进民政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显得尤为重要。
民政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是一项涉及“价值—制度—行动”的系统工程,具体涵盖价值理念建构、机制建设、制度完善、主体参与和能力提升等方面。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民政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树立“现代大民政”的治理理念,健全民政法制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完善民政服务多边供需匹配机制和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发挥行政、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的治理智慧以及加快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唯有如此,才能破解现阶段民政服务“非均衡不充分低效能”的樊篱,才能适应民众需求不断发展变化与时代变革转型的趋势,才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
【李俊清,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研究方向:民族地区公共管理。本文原载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4 (3):65-75,转载时略去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等,内容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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