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评比表彰的相关规定和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奖办法,国家民委近期组织开展并完成了第五届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评选工作。9月22日,第五届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近年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的最新进展。6名一等奖获奖作者在会议上作了交流发言,现将发言摘登如下,以飨读者。
——编者
《中国历史民族地理》作者、复旦大学教授安介生:
深耕历史地理 探索民族交融
我1991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师从葛剑雄教授,研究方向是北魏时期的人口迁徙。1993年进入博士阶段学习,选取历史时期山西地区的人口迁移问题为研究目标。1996年博士毕业留校工作后,又经过两三年时间的修改与补充,完成了《山西移民史》书稿,于1999年出版。
山西移民史的内容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迁入期,后一个阶段是迁出期,以洪洞大槐树移民运动为前、后转折的标志。在前一个阶段,即从先秦到宋辽金元时期,有很多不同的民族迁入了山西,而这些民族进入山西之后,最后大都消失不见了。而今天的山西按人口比例而言,又是汉族人口占比最高的省份,也可以说,山西是历史时期民族融合最为成功的省份之一。
山西移民史的研究经历让我有了新的思考与兴趣:一是个人研究需要宽阔的学术视野。换言之,如果没有弄清民族迁徙运动,也不可能弄清楚山西区域性的移民活动。二是中国人口地理的研究,不能只盯着汉族人口的变迁。即使在历史时期文献记载较为缺乏的情况下,也需要关注包括各个少数民族在内的整体性的民族地理研究。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当时研究所里讨论课程安排的时候,我大胆提出了开设“历史民族地理”课程的想法,得到了邹逸麟教授、张修桂教授等前辈的大力支持。这种鼓励对于年轻学者树立研究的信心是极为重要的。
也许是教学效果还不错,葛剑雄教授主持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国历史地理学》系列著作时,特意将我的文稿纳入,于2007年出版了《历史民族地理》(上、下册)。当然,《历史民族地理》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一是内容过于地理化,突出了民族地理方面的内容,但与民族史缺乏必要的连接。二是缺乏我国台湾地区历史民族地理的内容。以后数年,我投入较多精力对书稿进行修订与补充,形成了新版《中国历史民族地理》。这部书被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这部书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一是提供了分析与理解中国历史发展与民族进步过程的一个空间框架或整体背景。广袤的国土是中华民族繁衍与发展的客观基础。地理学研究注重“整体性”“群体性”与“彼此相关性”。历史上没有孤立存在或发展的民族共同体。开展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要有总体性的考量以及基于地域相关性的研究,这有助于纠正民族研究中可能出现的“孤立性”与“绝对化”偏颇。
二是充分注意民族共同体发展中“地域性”的特点。马列经典作家都强调民族形成过程中“共同的地域”的重要性。民族的文化特征又与生活的地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我尽量挖掘历代民族分布与文化特点的相关资料,并加以全面的归类与分析。而民族共同体“地域性”的特点本身就是客观存在的。
三是历史地理研究同时注重“时间性”与“空间性”的差异,这也正是民族发展研究中所不可缺少的内容。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中国历史时期民族迁移活动更是十分频繁,不仅会影响到民族共同体自身历史与文化特色,有时甚至成为中国历史演变的重大影响因素。不注重民族发展的“时空差异”,势必影响学术研究的深度与精度。
《重构契丹早期史》作者、北京大学长聘副教授苗润博:
始于契丹而不止于契丹
《重构契丹早期史》一书的核心关切,在于权力与人、文本与记忆的复杂纠葛,这样的问题本无古今、地域之分。不论是对所谓“三重滤镜”的拆解,对“家族史”与“民族史”区别与断裂的揭示,抑或以“谁的历史”为线索追问文献的主体性与叙述的多元性等,书中所论种种,其实都可以说是“始于契丹而不止于契丹”的。
在我看来,中国古代民族历史完全可以作为也应该作为人类整体历史中的重要个案来审视与观察,以求得其恒久的学术价值。这本书所蹚出的路径其实也反映了我目前对于如何透过个案去关心整体史的理解:首先在实证层面呈现前所未知、遭到遮蔽的历史图景,进而在人类整体生存境遇的视野下思考其典型意义,最终尝试就具有共通性、普遍性、牵动性的议题提出差异化、多元化的可能解释。
回顾我研究民族史的心路历程,不得不提我的家乡。我出生在河北省张北县,地处农牧交错带的坝上草原,是辽金捺钵重地,也是元朝中都的所在,不同族群、不同文化长时间的碰撞与激荡构成了故乡历史的基调。“为何会有胡汉之别?”“不同的人群彼此如何看待对方?”这类问题成为我年少时对“民族”问题产生兴趣的起点。
在南开大学大一的“中国古代后期史”课上,我遇到了启蒙恩师王晓欣老师,王老师研治元史及北方民族史,不仅在专业方向上对我影响很深,更让我早早地将是否会做实实在在的考证作为检验民族史学是否入门的标尺。从大三到北大旁听开始,我随刘浦江老师点校研读《辽史》四年有余,其间严格系统的学术训练让我逐渐摸到了由文献学进入民族史的路径与方法,《重构契丹早期史》一书最初的问题意识正是在点校过程中产生的;到了真正写作此书初稿也就是我的博士论文时,刘老师已病逝多年,但他的谆谆教诲与殷切嘱托,成为我写作最煎熬、最困难阶段的最强驱动。此外,本书核心问题意识的养成,深受姚大力、罗新等前辈学者的影响,而写作过程又得到导师张帆教授的全力支持。
《重构契丹早期史》结语部分曾提到,历史学视野下文本研究的核心关照在于“透书见人”,其间要处理的关键问题则是历史叙述多元与一元的复杂关系。如果稍加引申,民族研究的一大追求或许亦可概括为“透族见人”,让更多的人被看见,让更多的声音被听到。理想中的人文学术,无论研究对象为何,最终都有可能落到对具体的人的实在关切。
《围栏社会的兴起》作者、内蒙古大学副教授孟根达来:
扎根牧区 理解社会
我来自祖国北疆内蒙古,对草原有很深的感情。在中国人民大学求学期间,社会运行学派立足中国实际、关注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学术传统,深深影响着我。在陆益龙老师的指导下,我学习从熟悉的生活中发现问题,在实地调查中检验认识。对家乡的感情,也在这样的学习中,逐渐转化为更深入的理解。
草原上一道寻常的围栏,成为我认识牧区生活、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入口。租赁一片草场,牧户要考虑租用多久、租金怎样支付,还要安排牲畜如何放牧、各项生产活动如何衔接。一次租赁,涉及双方的权利义务,也关系到彼此的信任。这些具体事务,让我看到草场制度怎样进入日常生活:草场由谁使用、怎样经营,既关系到各族农牧民的生计,也影响他们彼此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与集体、国家之间的联系。
沿着这些联系,我逐渐认识到,资源边界的重新划定,伴随着社会关系的重新组织。通过“围栏社会”这一概念,我把草场权利、牧民生计、社会关系和基层治理联系起来,把握当代牧区社会变迁的主要特征。为推进草原牧区乡村振兴提供认识基础,正是这项研究的出发点。
《围栏社会的兴起》这本书,以持续多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也融入了基层挂职锻炼中的观察与思考。走进牧户、参与基层工作,让我有机会从不同角度理解同一项制度。将牧户的讲述与基层工作实际相互参照,我逐渐理解了制度如何落实,又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牧民朋友和基层干部的经验,帮助我不断检验和修正认识。他们给予我的,既有研究材料,也有书本之外的教育。这段经历使我始终提醒自己:不辜负他人的信任,对写下的每一个判断负责。
草原生态治理也是我持续关注的问题,尤其是生态保护与牧民生计的关系。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需要理解农牧民参与生态保护的实际条件;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需要认识家庭经营与生产合作的社会基础。我希望通过扎实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回应草原生态保护和农牧民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
在对草场制度的进一步研究中,我又看到,界定权利的制度,也可以成为联结人们的纽带。在我调查的地方,草场承包、集体资产管理和收益分配等制度安排,通过明确资源权利和相应责任,为各族农牧民开展互惠合作提供了制度依据。这些观察,让我对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制度基础有了更具体的理解,也使我更加关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制度经验。
我将继续深耕,拓展边境与口岸研究,围绕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关注口岸发展与边境居民生计改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间的联系。同时,我将把田野中的收获带回课堂,把师长教给我的治学态度传递给学生,与他们一道,在认识国情中求知,在服务社会中成长。
《民族现象的自我实现预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理论自觉》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奂平清:
坚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信念
《民族现象的自我实现预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理论自觉——以顾颉刚的民族思想为中心》这篇论文如果说有一定的新意和贡献的话,我想主要得益于我的导师、社会运行学派开创者郑杭生先生提出的“理论自觉”概念。郑老师在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强调中国社会学要充分利用中国本土性资源,提炼和创造自己的概念和理论,坚持“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理论自觉路径,并将其落实到社会学的各个领域。我正是响应这一倡议,努力将理论自觉落实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
结合民族现象的特点,我特别强调从“自我实现预言”来阐释理论自觉的意义。这一原理揭示了人们的观念会影响行动,从而塑造社会结果,在相当程度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民族现象正是如此:有什么样的民族观念和理论,就会塑造什么样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关系实践。这决定了民族研究必须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
基于此,我特别关注中华民族研究中具有典范意义的人物及其思想。我关注孔子在华夷问题上的高度自觉,也梳理了费孝通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历程;关于顾颉刚的中华民族研究,我持续关注了十多年,系统梳理了他的理论自觉历程,发表了多篇文章,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的支持。
本篇论文以顾颉刚的日记、演讲和论文为基础,分析了他对个体、群体、民族、历史和文化各层面自我实现预言现象及机制的认识过程,揭示他在中华民族问题上在立场与方法论上深刻转变:一是从“不问政治”的古史研究转向民族边疆现实问题研究,实现了将学术与政治二元对立的超越;二是从古史辨式的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神话,转向建构“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三是从激进反传统转向重视和挖掘促进民族融合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
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对顾颉刚理论的发扬光大。二位前辈堪称中华民族研究理论自觉的典范,他们不仅有突出的理论贡献,更对中华民族的团结一体抱有坚定信念。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今天,我们不仅要立足历史和新时代伟大实践,构建中国自主的民族理论体系,更要有坚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信念,这正是顾颉刚、费孝通等前辈留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中国古代农牧政权地缘结构转换与“大一统”国家建构》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刘壮壮:
在跨学科视野下观照农牧社会互动交融
《中国古代农牧政权地缘结构转换与“大一统”国家建构》这篇文章最初的构思萌发于2018年我的博士论文写作阶段。在梳理中古北方民族历史史料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历史现象:中国古代北方游牧、农牧复合政权的政治中心,发生了显著的东西向地缘转移。唐及其以前,匈奴、鲜卑、突厥等游牧政权兴起、经营的核心地带集中在阴山南北、鄂尔多斯高原;而唐末五代之后,契丹建立辽朝,北方政权的重心整体东移,燕山南北取代阴山区域,成为北方民族政权的核心枢纽。以往研究更多关注中原王朝都城东移,对于草原政权中心的东迁,专门的讨论还比较有限,这也成为我开展本研究最初的问题意识。
能够完成这篇文章,与我个人交叉学科的治学经历密不可分。硕士阶段跟随樊志民先生研习农业史,让我建立起从土地利用、农牧生产方式理解历史变迁的视角;博士阶段在南开大学跟随王利华教授从事环境史研究,训练我把生态变迁、人地关系纳入政治史的分析框架;进入博士后阶段,转向边疆民族史方向开展研究。三段学习经历,分别对应农业史、环境史、边疆民族史三个领域,知识体系也实现了从单纯农牧关系史,逐步拓展到多民族国家南北交融、“大一统”建构的研究转向。正是这种跨学科积累,让我没有局限于传统政治史、民族史单一叙事,而是尝试把生态环境、经济生产、地缘格局、“大一统”国家建构放在同一脉络下考察。
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与知识基础,本文形成几点基本认识。
第一,唐中期前后发生了农牧地缘轴心的更替。汉唐时代形成“阴山—关中”南北互动轴心,阴山凭借优良草场,成为游牧政权核心,关中是中原农耕王朝的重心;受长期农垦扩张、草场超载、沙漠化等生态变迁影响,阴山南北难以再支撑强大游牧政权崛起。随着回鹘汗国崩溃,草原出现权力真空,为契丹的崛起创造外部条件,地缘格局逐步转向“燕山—中原”新互动交融轴心。
第二,要突破“游牧—农耕二元对立”的刻板认知。唐以前多为游牧行国体制,而辽朝已经是农牧复合政权,不再是单纯草原游牧帝国。辽依托燕云地区,吸纳中原农耕人口、技术与制度,蕃汉分治,兼容儒释道,农牧经济并存;政权博弈的核心,也从早期争夺草场、物资资源,逐步转向“正统”话语权的竞争。
第三,燕山南北成为后世“大一统”国家建构的关键过渡地带。燕山地带兼具草原、农耕双重禀赋,既可以对接蒙古高原与东北的游牧渔猎族群,又能够依托河北平原获得农耕经济支撑。辽金开启以农牧交错带作为国家重心的历史路径,元、明、清延续这一趋势,以北京为中心,持续推进长城内外的一体化,最终完成兼跨农牧两大区域的“大一统”实践。
《范文澜与“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越:
从史学争鸣看掌握中国民族史叙事话语权的重要性
在20世纪50年代的史学界,发生过一场“汉民族形成问题”的热烈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成为当时中国史坛著名的“五朵金花”之一,这次讨论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
“汉民族形成问题”是关系到中国民族历史发展的宏大命题,在20世纪50年代受到学界关注。引发这场讨论的代表性人物,是著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范老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力,依据充足的史料,对汉民族形成的历史进行了清晰梳理,提出不能教条化照搬斯大林民族定义去确定汉民族形成时期,而是要根据中国历史的具体发展的实际过程去认识汉民族形成问题。他提出汉族在秦汉时期已经开始形成为民族,而不是当时被很多人认为的、根据斯大林民族定义把汉民族形成时期看成是近代才形成的。
《范文澜与“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这篇论文以这场大讨论为背景,以大量材料为基础,详细梳理了民国时期各家对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论述,深入阐释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1949年前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与处理,考察了“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中的核心问题,并且细绎其所遇矛盾与纠结,解释了其历史书写背后的种种现实与学术考量,展现出以范文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囿于权威理论,从历史实际出发开展民族史研究的优良品格。
本篇论文,分析了范文澜提出的观点,评析了他在这场讨论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角度,复原了这场学术争鸣事件的来龙去脉。论文通过多方考察,注重回到历史现场,贴近学术语境,不仅考证出以往对这场争论的一些史实细节方面的不实认识,而且,通过研究生动呈现出范文澜所说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要“神似”而不要“貌似”的示范性意义,凸显了范文澜所说的“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历史主义研究原则。
更为重要的是,回看近几十年来,一些来自域外的阐释中国历史和民族史的理论与方法,如内亚史观、唐宋变革论、新清史等,教条化地解释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这在实质上与当年“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中一些学者教条化信奉苏联学者的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观点颇为相似。
就此而言,范文澜当年在“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中的观点与态度就更值得我们今天予以重视。范老在争论中引用“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所强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轨迹,他反复申论的中华民族发展的“自主性”“独特性”,他直言“中国通史需要中国史学工作者自己努力”,充分体现了构建基于我国国情和历史的解释体系、掌握历史话语权的重要性。因此,范文澜与“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值得我们深思,也给予我们深刻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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